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陈赓受命参加中央特科并担任情报科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在
海密战波诡云谲的上海滩，陈赓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入龙潭虎穴，历经生死劫难，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忠实履行了保卫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关安全的神圣使命，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忠诚无畏、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这段隐蔽斗争的传奇经历，为陈赓大将波澜壮阔、辉煌精彩的非凡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脉关系深广的“王庸先生”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目睹了敌人的猖狂屠杀，以及叛徒内奸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危害的周恩来，深感必须建立严密高效的情报保卫工作，才能保障党中央在上海的生存安全。为此，他建议党中央建立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此诞生。
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主要任务是：保证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中央特科陆续设立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科。其中，情报科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重点是获取报警性情报，料敌于先，防患未然。这对于保证党中央的安全至关重要。1928年4月，周恩来反复思考衡量后，找到正在上海治疗腿伤的陈赓，委以重任。于是，尚未痊愈的陈赓化名“王庸”，担任了中央特科首任情报科长，并成为隐蔽战线的奠基者和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
陈赓临危受命，隐蔽身份，在华洋杂处、四方辐辏的上海滩，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各种势力之间。他凭借着超群智慧和灵活机变，结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并设法与他们混熟。根据秘密工作的要求，陈赓经常变换住址、乔装改扮。他根据身份变换形象，穿什么像什么，穿工装像工人，着西服像“小开”，长袍马褂、礼帽缎鞋在身又酷似商人。同时，陈赓极富表演天赋，精通多种方言，流利的上海话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敌人对他没有丝毫怀疑，而且认定他是自己人。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洋探长兰普逊一次与“王先生”聚餐，拜托他协助抓捕一直在上海活动的陈赓，“王庸”一口应允。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陈赓，就在他们的眼前，还上演了一出“让陈赓抓陈赓”的闹剧。
“打进去”与“拉出来”
陈赓知道，仅靠与各界人士广泛结交打探消息，并不能彻底掌握敌人动向。党中央要在上海站稳脚跟，必须建立严密的情报网络系统，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做到知己知彼、掌握主动。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很快，周恩来、陈赓为情报战线制定了“打进去、拉出来”的六字方针。“打进去”，就是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核心机密；“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以及租界巡捕房里能够利用的人士争取过来，为我所用。在陈赓的领导下，情报科“打进去”和“拉出来”双管齐下，使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得到很大发展。
1927年12月31日，党中央发出《中央通报第二十五号》，规定：“经过党部决议，得派遣一二个极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陈赓立刻落实中央指示，选派忠诚勇敢的党员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敌人的核心机密。1929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注：三人并称为“龙潭三杰”）组成情报小组，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他们的组织关系也由地方支部转到陈赓手上。“龙潭三杰”犹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在情报战线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传奇人生，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重要贡献。
为了在更大范围内搜集更多的情报，陈赓拓宽发展情报网的思路，通过各种关系，接近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声望、又不同程度同情革命的上层人士，争取他们为革命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名列“洪宪六君子”之首的杨度，在袁世凯死后倾向革命，尤其是结识李大钊后，思想发生更大转变。他一度寓居上海，是帮会大佬杜月笙的座上宾，获悉了不少政情内幕。争取杨度，对于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适值历经沧桑、追求进步的杨度也想接近中共。他通过与陈赓有亲戚关系的同乡介绍，认识了陈赓。陈赓请示周恩来，认为杨度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可以与之联络。陈赓依靠个人魅力，成为杨度的忘年交。经周恩来亲自做工作，杨度不仅为党提供了重要军政情报，而且帮助中央特科同各方面建立起特情关系，发挥了不可代替的特殊作用。杨度后来被批准为中共秘密党员。
在陈赓的周密策划下，经过半年努力，中央特科在国民党特务、军队、警察以及租界巡捕房建立起了庞大的立体情报网。这对于掌握敌人动向、保卫党中央、惩治叛徒，都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周恩来称赞陈赓领导的情报工作真正做到了“无孔不入”和“恰到好处”。
海市蜃楼般的神秘医院
1930年，中共中央决定5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集中各大苏区代表、红军代表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将近50人参加。
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中央特科全体动员，提供情报和政治保卫，确保会议顺利召开。特科领导斟酌再三，最终把会址确定在派克路和白克路口附近。那里地处公共租界的闹市中心，英国人开设的卡尔登戏院也坐落于此。陈赓派人在卡尔登戏院的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小红楼，用情报科成员、以医生职业为掩护的柯麟（化名柯达文）和贺诚（化名贺雨生）的名义，临时开办了一家“达生医院”。一楼是接待室、门诊室和药房，二楼和三楼是代表住宿的“病房区”，四楼是会议厅。
陈赓和同志们商议出了严密的保卫流程。各地代表抵达上海，先由特科成员护送到旅馆住下，经审查后，换上适合各种身份的服装，作为“病人”送进“达生医院”。开会之前，医院里医生、护士、杂役一应俱全，治病施药一如平常。开会当天，代表们才能进入四楼会场。为防止出现突发情况，陈赓还设计好了迅速转移的通道。他们把紧邻小红楼的另一处朝向其他街道的楼房也包租下来，两楼楼顶之间预备木梯。一旦敌人包围会场，代表们可以从红楼的楼顶爬过木梯转移到另一处楼房，然后通过与楼房相邻的另一条喧嚣大街撤离。
对手也没有闲着。会议还在筹备阶段，风声就传到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认定这是一个彻底摧毁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以及工农红军指挥中枢的大好时机。但是，情报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时间和地点。于是熊式辉招来了手下的所有密探、特务，当场开出50万元的巨额赏金，命令他们将确切的会期、会址侦察清楚。熊式辉断定，共产党召开如此重要的会议，一定会选择在租界里。他授命手下的四号政治密查员宋再生与巡捕房一起联合办案，深入租界腹地重点查访。
5月20日至23日，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小红楼里秘密召开。会议期间，陈赓装扮成算命先生在医院门外的路边摆摊坐镇，特科成员则化装成小商小贩、黄包车夫在周围游走，担任警戒保卫，并不时来到陈赓的“摊位”前“算命”，暗中报告周围情况。
就在此时，宋再生带着捕房包探，有门必入、有人必问，搜索区域步步逼近公共租界的闹市中心。5月23日，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黄昏时分，宋再生和手下距离会议地点只有一个路口的距离。次日，宋再生带着大批宪兵和捕房包探冲进小红楼时，一下傻眼了。一夜之间，这里居然人去楼空，代表们被安全送出了上海。新开的医院又神秘地消失了。
共产党在国民党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召开重要会议，近50名参会人员居然来去自如，这让熊式辉暴跳如雷、大惑不解。多年后，谜团解开，原来熊式辉的密查员宋再生是陈赓派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情报人员。在陈赓的巧妙安排下，内线外线密切配合，让敌人破坏中共组织活动的企图又一次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