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是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一生戎马、战功卓著，享有“军神”美誉。毛泽东评价他是“一条龙下凡”，朱德称他“具有古名将风，是不可多得的军事奇才”。刘伯承不仅是军事指挥家，还是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以高超的“带兵、练兵、用兵”才能为世人所称道，更以不跟风、不附势的坚强党性，不居功、不恋权、甘当孺子牛的朴实品格，不搞特殊化、夙夜在公的奉献精神，为后人所传颂。
1911年，当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之际，青年刘伯承毅然选择了从军之路。他于次年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开办的将校学堂，毕业后到川军第5师熊克武部任职。由于足智多谋、作战勇敢，刘伯承很快在军中崭露头角，成长为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以“深思断行，独立处世”而著称。
1923年9月，刘伯承在参加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右腿负重伤。在成都疗伤期间，他得以静下心来读书和思考。回首12年的戎马生涯，虽立精忠报国之志，经九死一生苦战，却仍旧改变不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状。刘伯承感到报国无门、救民无方。
就在他苦闷彷徨时，邂逅了老友吴玉章，在其介绍下又认识了杨闇公。吴玉章和杨闇公是早期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当时正在成都筹备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他们诚挚邀请刘伯承加入进来，共同致力于社会革命，可他们的好意被刘伯承婉言拒绝了。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研究，将来始能定其方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除了将各种主义、学说进行对比外，还随吴玉章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实地考察共产主义运动。在北京与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赵世炎长谈，在上海亲历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在广州目睹省港大罢工……两年多的求索，一路的所见所闻，让刘伯承深切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中国。于是，他在1926年5月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刘伯承入党后，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理想。50岁那年，他在所作的《自铭》中说：“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甘当普通革命军人，不居功图名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面对自己率领部队打下的一个又一个的胜仗、立下的一个又一个战功，刘伯承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从不邀功请赏，更不居功自傲。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调集3路大军，分别向嘉祥、巨野、濮阳进攻，企图围歼晋冀鲁豫野战军于鲁西南地区。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依据避强击弱原则，立即向濮阳转移。转移途中，获悉国民党军一部由菏泽向鄄城孤军冒进，刘伯承当机立断，发起并亲自指挥了鄄城战役，在鄄城以南地区歼敌9000余人。随后，刘伯承又指挥了历时4天的滑县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104旅、保安第12纵队全部及第125旅大部共11800人。但在总结这两次战役的成功经验时，刘伯承反复强调：“我们的胜利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我们正是因为坚决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才取得了消灭敌人4个半旅的胜利。”
刘伯承用兵如神、屡战屡胜的故事，在中原大地不胫而走，解放区党政军群各界派出代表送给刘伯承一面绣有“常胜将军”4个大字的横匾。刘伯承婉言谢绝了这块横匾，谦虚地说：“说我是常胜将军，我不敢当。不会是常胜，多数胜就不错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在后方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就不能打仗。”
20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在“刘伯承”条目下这样写道：“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当有关部门拿着初稿去征询刘伯承的意见时，他拿起笔，毫不犹豫地把“革命军事家”改成“革命军人”。刘伯承说：“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我们都是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之下，才打了胜仗的，是靠了许多革命军人英勇奋斗才取得胜利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军人。”
主动请缨创办军校，揽权不恋位
刘伯承受人钦佩和爱戴，不仅因为他在战场上神机妙算、战功卓著，而且因为他揽权、不恋位，扑下身子做实事，为我军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伯承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是“科班出身”的元帅，一直关注部队军事人才的培养和正规化建设。为完成好中央军委赋予其办学的光荣任务，花甲之年的刘伯承以“昼夜不息”的精神，带头学习，勤奋工作。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军事学院的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日臻完善，为新生的共和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既有实战经验又富理论素养、德才兼备的高中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选自：学习强国
